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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碎贝多芬传奇故事的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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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伟的开场,仿佛命运的叩门,掀开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序幕。这是伟大的音乐作品。和这部作品连接在一起的,还有贝多芬的传奇。一个聋人的非凡创作,不屈的英雄,扼住了命运的咽喉。这是我们熟知的故事。

 

在《命运的叩门》里,美国作家、钢琴家马修·圭列里打碎了故事的外壳。根据他的考证,贝多芬在二十多岁时就出现了听觉受损的症状,长期遭受耳鸣的折磨,但情况并非外界认为的那么严重。比如,贝多芬在1808年和出版商的通信,关于作品修改意见的措辞反映出他听得见;贝多芬的好友,钢琴家卡尔·车尔尼透露,贝多芬“至少到1812年还能很好地听清演讲和音乐”。贝多芬在1815年说到他用笔和他人交流,这意味着那才是他严重失聪的时间。《第五交响曲》并非诞生于绝对的病理性寂静之中,但人们总爱拿“命运”来说事儿。

 

听不见的作曲家!非同寻常!鼓舞人心!早在1804年,故事就隐现端倪,贝多芬没有澄清传言,反而倾向于夸大他的痛苦,有意识地宣扬自己的处境。到了20世纪初,贝多芬身残志坚的形象进一步树立,大量进入儿童读物,比如,哈丽雅特·马蒂诺的《克罗夫顿男孩》,母亲用贝多芬的事迹鼓励截肢后的小男孩。贝多芬成为人类意志力的杰出典范。

 

这样的故事很美好,但它毕竟是一锅加了太多味精的鸡汤。马修显然非常反感这类人工的附丽。在他看来,《第五交响曲》完全不需要如此浮夸的表层意象,这部作品之所以伟大,在于它本身蕴藏的文化气质,以及自它诞生以来不断引发的各种再创造。

 
《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805年末至1808年初。它深刻地浸透了德国哲学思想。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德国的唯心主义从黑格尔审慎的复杂性,回归其革命的本源。这必然吸引马克思的注意,在他的四卷本《音乐作曲的实践方法与理论方法》里,马克思正是以贝多芬的作品来表述奏鸣曲式的定义。瓦格纳的音乐美学进一步提升了贝多芬的英雄理念和华丽的作曲风格,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则遵从了瓦格纳的论文《贝多芬》的思想,认为音乐“绝不是表现着现象,而只是表现一切现象的内在本质”。感性包涵理性,理性阐发感性。贝多芬在形而上的高空飞行,作为思想形式的音乐表达了更深层的情感诉求。
 
《第五交响曲》高昂的尚武精神很容易让听者联想到它产生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席卷欧洲,贝多芬身裹其中。“他喜欢共和主义的原则,”辛德勒说,他是贝多芬晚年最接近贝多芬的人,“他支持绝对自由和民主独立……他希望所有人共同治理国家……他期望波拿巴确立普选制度并就此奠定人类幸福的基础”。在《第五交响曲》之前,贝多芬于1804年已经创作了《英雄交响曲:波拿巴》。贝多芬个性孤僻,并非因为耳聋,他从前就经常陷于沉思。历史的事件在孤独的咀嚼中不断发酵,最终爆发成为强音,旌旗招展,万马奔腾。
 
《命运的叩门》是一本论述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开头几个音符的书;而比这更为确切的是,这是一本论述贯穿此曲历史之始终,人们从这些音符听到了什么,历史本身又如何影响人们之所听的书。
 
(文字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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