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观察，中西方琴童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孩子可能在技巧表现上不如中国孩子，但他们往往视野更加宽广，能够胜任不同曲目，对音乐的理解也更加深刻。”棕发碧眼的冼嘉里说。

英国人冼嘉里是耀中国际学校的音乐总监。到明年，他创办的新上海交响乐团就满10周年了。成员来自20多所上海的国际学校和本地学校，音乐家谭盾的儿子也在乐团，担任第二小提琴。在这个常年维持在近百人规模的乐团里，不以成为一名音乐家为职业追求的孩子有将近五分之四。冼嘉里在这里实践着自己的西方音乐教育理念，让这些平均年龄十三四岁的孩子，在学琴之外真正获得了音乐的乐趣。

“上海的琴童越来越多，但音乐教育和普及方面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在这方面，国外音乐家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对于冼嘉里的音乐教育和普及之道，执教于上海音乐学院的歌唱家杨学进这样评价。

相比于技巧，一辈子的热爱更重要

“在乐团很开心，每次排练都能接触很多曲子，不像平时上课，就那么几首曲子反复练，有点无聊。”星期六下午6点，半天的排练刚结束，9岁的肖恩说得坦白。在“考级”这根指挥棒的作用下，侧重技巧、“几首曲子反复练”，正是很多琴童的普遍状态。他们可以在为数不多的曲目上表现出高超的技巧，至于对于音乐是否理解，很难说。

而在冼嘉里看来，技巧当然重要，但终生保持对于音乐的热爱更重要。所以，每一次排练一首新曲目之前，他都会花一些时间给孩子们讲讲作品的创作背景和音乐家的故事，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音乐。为了提高小乐手们的演奏兴趣，冼嘉里会对每一次演出的曲目进行改编，“打个比方，如果乐队里的单簧管不是很强，我就会把乐曲中单簧管的部分编配得简单一些，更加适合乐手的能力。这很重要，不然他们会失去热情。”

“我的孩子从来没有考过级。我也没有想过把他培养成职业音乐家，只是想让他在音乐中获得快乐。这个乐团很适合他。”在排练厅，夏女士说。新上海交响乐团里，像夏女士的孩子这样不以成为一名音乐家为职业追求的孩子有将近五分之四。“也许他们将来会成为医生、律师或者别的什么，但我相信他们会一辈子喜欢音乐。这是最重要的。”冼嘉里说。

舞会：别开生面的音乐普及平台
　　
周六，新上海交响乐团要举行演出。曲目很多元，古典和流行各占一半，有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也有美国1930年代的摇摆乐；有歌剧选段《漫步街上》，也有LadyGaga的歌曲。

还有更特别的：这场演出，其实是一场欧洲式的大型舞会。在冼嘉里看来，音乐教育和普及应该是开放的、快乐的、多点辐射的，而舞会恰恰是他所能想到的最为别开生面的音乐普及平台。“想象一下，你跳着华尔兹，乐团在现场演奏，音乐像空气一样包围着你，你是不是会立刻爱上音乐？”冼嘉里一边说一边走到旁边的钢琴前坐下，掀开琴盖弹奏起来。

音乐教育，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的成长

除了音乐本身，乐团还有什么是吸引孩子们的？“每次来排练都很高兴。平时学琴都是一个人，但是在乐团里，女儿学会了怎么跟别人合作，也结交了更多的朋友。”郑女士这样对记者说。团队合作、独立精神，这些看上去跟音乐无关的事，恰恰是孩子们参加乐团之后，真正从音乐里学会的事。

“音乐仅仅是音乐吗？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音乐教育，归根到底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成长。我希望，在我的乐团里，孩子们能够在音乐和社会能力两个方面都得到发展。”冼嘉里说。他跟记者讲了一个发生在两三个星期前的小故事：十几个孩子到冼嘉里的家中进行小型排练，按要求把鞋子放在门外。等到排练结束，一个9岁左右的孩子竟然忘了哪一双是自己的鞋子。“中国家长把孩子们照顾得太好了，结果使他们从小缺乏独立意识。以我从事音乐教育21年的经验来看，只有那些从小独立的孩子才能成长得更好。”所以，在新上海交响乐团，有一条规矩是雷打不动的：4个小时的排练时间，只有最后一小时对家长开放。

不约而同地，杨学进也这么认为。她表示，学音乐的本质不是当音乐家，而是自我完善；而在乐团和合唱队这样的地方，尤其锻炼人的团队精神。杨学进告诉记者，她曾经碰到过一些学生，担任独唱很高兴，但如果被分配到合唱或者小组唱，就提不起劲，不愿意把时间分享出来。“这样的话，不管他们将来是不是从事音乐工作，其实都难以达到一定的高度。”